陈深从重庆回来之后，在码头上下雨了。

没人接。手里拿着一个破旧的皮箱子，穿着一件灰色的大襟长衫，帽子戴得很低。一九四六年上海滩仍然是原来的模样，霓虹灯把马路照得很明亮，黄包车夫坐在街边抽着烟。然后他就去了唐山海之前住过的公寓，窗户是黑色的。弄堂口卖馄饨的摊位换了一位新老板，并不是原来的那位山东大爷。

麻雀陈深的结局，在官方档案中只有这样一句话：“一九四九年五月，随部撤往台湾。”这句话已经被很多人反复地讨论着了。在撤退到台湾之前他在上海做了些什么？和谁接头？手里有没有任务，这些都是没有人知道的秘密。档案不会记载细枝末节。

撤台名单上也有他的名字。职务一栏上写的是“保密局上海站副站长”。军衔中校。和他曾经在汪伪特工团中所扮演的角色大相径庭。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在重庆这边收编了很多潜伏人员，其中就包括陈深。收编并不是重用，而是控制。他曾在汪伪政权中担任过行动队长，并且手上有鲜血，所以重庆方面并不放心。给其配备副站长的身份，在实际工作中所承担的工作量非常少，主要是负责后勤以及档案管理工作。一个来自行动领域的人员被派往管理档案，其含义十分明显。

关于他最后和谁在一起的问题，最确切的说法是没有和任何人在一起。

徐碧城于一九四六年秋离开上海。调到南京机要室当译电员。在离开的时候见到了陈深一面，在霞飞路上的一家咖啡馆里。两个人只坐了不到二十分钟的时间。徐碧城剪了短发，穿着蓝色的旗袍，并没有说什么。陈深问她住在南京什么地方，她说宿舍，不用送。后来徐碧城去了南京住了两年，一九四八年又到了广州，之后就没有再见过面了。她在一九五〇年香港入境登记中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以个人名义去香港，并且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任何消息了。

李小男的下场要早一些。一九四五年八月初，日本投降前三天，在苏州河上的仓库里，她被秘密杀害。陈深赶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事后他让别人把尸首领出来了，并且将其安葬于万国公墓。墓碑上的名字为“李秀英”，即李小男的真实姓名。碑很小，用的是青石。陈深离开的时候去扫过一次墓，并且放了一包采芝斋的松子糖。李小男生之前喜欢吃这种东西。

撤台这件事情上，陈深是没有选择的空间了。保密局于1949年4月下达命令，上海站全体人员分成三个批次撤出。第一类为主要人员，第二类为家属，第三类为最后清理的人。陈深属于第三批。离开的日子是五月初十，距离上海解放还有15天。船名为“华联号”，是货轮改造而成，在甲板上挤满了人。他登船的时候只带了一个用藤条做的箱子，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物、一把勃朗宁手枪以及徐碧城留给他的那只怀表。

怀表是由瑞士生产的，表盖内侧有一行小字：陈深，保重。碧城，在三十五年前的秋天。三十五年的时期是1946年。这只手表他之后一直都戴着。在台湾的第一年里，有人看到他在高雄宿舍门口坐着，拿出手表看了看时间，然后合上表盖，一会儿之后他又把表拿出来。不是按时间来定，而是打开之后再看。

他所处的台湾生活状况可以由几份人事调动记录来推测。一九五〇年调到保密局高雄分局，职务仍然是副站长。一九五二年调到台北，在档案室里工作，完全摆脱了外勤的工作。一九五四年申请退伍遭到拒绝。1956年又申请了一次，被批准了。退役后军衔为中校，并领取了退役金，在台北信义路上开了一家面馆。这家面馆的名字就叫做“老上海”，主要出售阳春面、小笼包等。店很小，只有四张桌子。

这家面馆大约开有十年左右的时间了。隔壁修鞋的老头叫顾某，也是来自上海的人。顾老头说陈深说话不多，每天早上起来和面，中午的时候打开店铺，到了晚上八点钟就收工了。有时候会有老同事过来吃面，在后厨他会多切一份酱菜，并且送到老同事面前。不收钱。没有人看到过他和谁有什么关系。对面洗衣店的阿娥曾经给他说过两回，但是他都拒绝了。理由都是一样的：胃不太好，不想给他人带来负担。

一九六六年的时候，陈深因为肝病住院了一次。出院之后面馆停了两个月，后来又开了。手艺比不上从前了，面条有时候煮得比较烂。顾老头劝他雇个人帮忙，但是他摇了摇头。一九七〇年的冬天，在面馆后面厨房里，陈深突然出现胃出血的情况，并且在去医院的路上就已经没有了人影。终年五十二岁，并无遗言、遗书。藤条箱子里面还有一块怀表在走动，但是表盘上的玻璃却裂开了一道口子。裂缝是何时被磕开的，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

事后由保密局的老同事帮助办理。把骨灰埋在台北的一个公墓里。墓碑上的内容只有姓名、出生时间和死亡时间：陈深，1918-1970。没有官职也没有人生。

麻雀陈深最后的结果就是这样的。单身、五六十岁的时候开了个面馆，在因为胃出血而去世。那个时代做过特工的人，能够活到五十大概不短了。长期处于高压状态，作息不正常，所以得了胃病就是工作后的后遗症了。许多老特工在晚年的时候都死于消化系统的疾病。

至于他是否和徐碧城再次取得联系。经过现在能够找到的相关资料来看，并没有。分别之后，在南京相会的时候，两个人好像早就约好了一样，并没有互相寻找对方。徐碧城在港住了大约两年的时间，于一九五二年去到了新加坡，在一家华文报纸公司担任校对工作。后来嫁给了当地的橡胶商，生了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八十年代中期死在了吉隆坡。该部分的信息来源于新加坡婚姻登记处以及丧葬记录处，并且与陈深这边没有任何重合之处。

有人认为陈深的心里一直都存在着徐碧城。还有人说李小男死了之后他就把感情这扇门给关上了。以上所述都是正确的，但是又不完全正确。在那个时代的人们生活着，很多事来不及细细思考就过去了。今天不知道明天在哪儿，考虑和谁在一起是一件奢侈的事情。陈深在汪伪特工总部待了几年，每天出门都有可能回不来了。李小男被捉走的那个早晨，他还想着怎样把她们送出去。计划没有赶上的变化。

档案里面夹有一张陈深退役的时候填写的表格。表格中有一列叫做“紧急联系人”，但是这个位置是空白的没有填写。整个表格都填满了，但是有一行却是空白的。并不是忘记填写了，而是不愿意去填写。人事科的人叫他去补，他说没有。对方问到父母的时候没有提到，他回答说父母早就去世了。对方就没再问。把表格最后的内容放进档案袋里，和其他几百份退伍军人资料一起堆放在一起，已经很多年没有人去翻看了。

陈深这个人从头到尾都是在为他人而活。为组织而活、为任务而活。在汪伪时期，他的代号为麻雀，其主要任务就是进行潜伏工作。每天都要扮演一个贪婪、好色的行动队长的角色，在酒桌上和赌场里豪赌一番，并且与毕忠良互称兄弟姐妹。演得非常逼真，就连他自己都觉得是真的。只有回到自己的小房间里，把门关上，拿出怀表看看时间，才会想起自己是谁。怀表是徐碧城送给我的。徐碧城知道自己真正的身份。整个上海都知道他是麻雀的人只有三个人左右。李小男不知道。李小男一直到死也不知道陈深是何许人也。

这是最难过的部分。李小男用自己死去的身体来保护陈深，她认为陈深只是一个在汪伪政府里混日子的普通军官而已，所以她以为陈深需要被保护。她并不知道，看上去很不务正业的男人，他的责任要比她大很多倍。陈深无从解释。做这份工作就是如此，解释就是暴露，而暴露就等于死亡。所以他就只能听李小男被带走了之后脚步的声音，坐了一直没有动。手中拿着的是松子糖纸包，捏的时候把糖块弄成了粉末。

后来他就把那一包碎糖放在了李小男的墓前。雨水打湿了，糖分也变成了糖浆，渗透到了泥土中。蚂蚁爬上来，密密麻麻的一层。

陈深开的面馆之后被隔壁的顾老头买下了。顾老头又开了一段时间，招牌没有改变，仍然是“老上海”。七十年代末台北市容整顿的时候，那一排店面被拆掉，变成了住宅楼。现在的信义路上已经找不到了任何面馆的气息。怀表的事情也没有人知道。一位中校退伍军人，曾经开过一家面馆，死后也十分平静。没有传奇，也没有反转。在真实的史书中，大部分潜伏者都是以这样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徐碧城在新加坡的生活非常平静。丈夫名叫林，经营橡胶业务，对妻子很好。这两个孩子的学习都很认真，之后的一个成为了医生，另一个则成了会计师。她很少提起大陆的事情，更不会提到上海。邻居们只知道林太太是南京人，说话带有江南的味道，还会写一手好字。八十年代的时候她生病住院了，在有一天突然对女儿说：“柜子里面有一个铁盒子，里面有一张照片。”照片中的人物穿着长袍，在苏州河畔站立着，身后就是乍浦大桥。照片背面有一句话：陈深，民国三十三年春天。民国三十年即一九四一年，陈深二十五岁。

女儿问道，“这个人是哪一位？”徐碧城说这是一个老朋友。之后就再也没有提起过。

麻雀陈深最后和谁在一起，答案其实非常简单：他没有和任何人在一起，他自己走完了自己的一生。这条路是从上海出发，最后到达台北。中间有徐碧城、李小男、唐山海和毕忠良等等，还有无数个接头暗号以及深夜电台。走到尽头的时候，面馆后面的厨房里的灯熄灭了，人们也就各自离开了。

那行小字还留在怀表上。“陈深，保重。”表停了，字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