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兴平二年的时候，汉献帝东归洛阳，宫殿被焚毁，百官披荆斩棘，在墙角与州郡之间依靠着军队的力量，各个官员都因为饥饿而死去，在墙壁间的缝隙中、这些画面都在上演着。比所有的史书记载都要直接：朝廷已经没有运转的技能 了，但是皇帝的符号价值还存在，在实体上整个丧失的条件下 ，兖州牧曹操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而且做出了相应的决策：迎接天子，获得名义。洛阳城已经破败不堪了。非可都之地、迁许县，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

建安元年八月，曹操率领军队进入洛阳，天子拜曹操为司隶校尉、录尚书事，很快就把皇帝从轘辕搬到了东边，从天子西迁以来，朝廷一天比一天混乱，到这时才开始建立宗庙社稷制度，整个过程非常干净利索。皇帝来到许县之后，更改了年号，而且曹操腾出了自己府邸的位置作为新皇宫，而曹操本人则被安置在了军队之中，这样的行为所传达出来的信息就是：天子在我这里，但是我没有僭越，在实质上我并没有控制权，而是以一种形式上的恭顺来包裹着我的实际掌控。许都朝廷开始运作了，尚书台发出的诏书上都有皇帝的玉玺，这些诏书的主旨都是由谁来决定的呢？曹操的霸府、皇帝画可而已。

挟天子以令诸侯，核心机制是名器、汉室虽然衰落了四百多年，但是正统惯性很强，各地州牧、郡守、将军们大多数名义上仍然奉行汉朝的正朔制度，曹操用朝廷名义发布诏书。这些人是接受还是拒绝呢？假如接受了的话，在曹操规定的规则之下要怎样做才对？假如不接受的话，就相当于公开背叛汉朝，而背叛汉朝的行为，在当时的环境下仍然具有很强的实际杀伤力。 袁绍占据河北四州，实力最强。曹操用天子诏书任命袁绍为太尉，自己担任大将军，而且把大将军的位置让给了袁绍，但是袁绍却耻笑自己在曹操之下，于是他非常生气地拒绝了曹操的任命，而且把大将军的位置让给了袁绍。

建安二年至三年的期间里，关中的将领韩遂、马腾等人各自为政，朝廷派遣使者持节前往各地，但是这些地方的将领并不必须效忠于曹操，但是必须要得到朝廷的认可才能安定自己的部下、这个认可必须经过许都曹操不用一支军队与一个人，就把关中的名义上重新归属于汉朝版图，而且他的使者可以自由进出韩遂的军营，带回来的是情报、质子以及对于曹操主导朝廷地位的认可，江东孙策派遣使者贡献财物，请求封赏为吴侯，刘表占据荆州地大物博，朝廷下了一道诏书，内部就开始出现了裂痕，蒯越、韩嵩等人出身于士人的僚属之中，他们的本性是效忠朝廷的，而刘表则想要独立，因此内部的精英阶层就面临着忠汉还是忠刘的选择题，大多数人都选择了忠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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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物资与人员的角度来看，朝廷名义也变成了实际的利益，而且朝廷名义上是屯田、招募流民等，实际上则是为了恢复汉朝江山社稷、安定百姓生活而采取的各种措施。荀彧是从袁绍那里来的，郭嘉也是从袁绍那边来的，他们看中的都是曹操拥戴天子的政治路线，这批颍川士人构成了曹操早期谋士团的重要骨干，而且没有天子旗帜作为号召力，所以不能吸引到这样的规模人才。察举制度在许都重新开始运行，孝廉、茂才等名额被分发到各个州郡中去，而每个州郡都要推荐人才，这就形成了一个行政网络的核心节点就是尚书台，而尚书台实际掌控者则是曹操。

军事行动上天子旗帜提供法律上的正当性，讨伐袁术时，诏书中说袁术僭越，吕布占据徐州，诏书中说吕布反复无常，张绣勾结刘表，诏书中说阻兵安忍，每次出师都用朝廷名义。对方想要反抗的时候，首先要背负起抗拒朝廷军队的包袱，在将领与士兵们的心目中，为朝廷出兵与为自己所隶属的一个军阀出兵，士气的基础就不同了，在建安五年官渡之战之前，曹操命令钟繇来镇守关中的时候，钟繇是以朝廷侍中的身份去做的。马腾、韩遂各自派遣自己的儿子来侍奉曹操，这样曹操就可以专心于东线了，并没有担心西边的问题，这就是“挟天子”的最直接的军事利益——战略后方因为名义上的统一而获得了安定。

汉献帝本人并非一个傀儡，完全没有技能 去做出任何事件来，在他担任许都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里，不断地有忠于汉室的力量想要进行一次反攻，董承衣带诏事件、伏皇后密谋事件等等，每次都会导致一场清洗行动。这些事件反过来又证明了：皇帝还是很有号召力的，因为有号召力所以才需要严谨控制，控制的成本并不低，朝廷内部始终存在着两种势力：公开的汉臣身份与实际上的曹魏班底。曹操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逐渐替换掉原来的制度，而且在早期的时候更多的利用汉官的名字来代替魏国官员的名字，在后来的时候则直接把霸府机构对应到军政事务上、丞相府、魏公国、魏王国，一层层地叠加起来，但是天子的朝廷仍然存在，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地方已经转移到了霸府机构上面去。

曹操这样做的实际效果可以从对方陷入困境来推测，而袁绍手下的谋士沮授、田丰，在兴平二年的时候就已经建议迎接天子，但是袁绍没有采纳他们的意见，直到曹操得到了这个机遇之后，袁绍才意识到自己失去了冀州牧的地位。邺侯全都是曹操用天子名义颁布下来的命令，他要求曹操把首都迁到鄄城，靠近河北，曹操没有答应，袁绍失去了对朝廷名义上的控制，在政治号召力在领域 始终落后于曹操，在官渡之战之前，袁绍给曹操写了一份檄文，上面列举了曹操的部分罪状。措辞凶狠但是檄文并不能起到朝廷诏书的作用，因为发出命令的人并非皇帝，所以荆州刘表也是相同，他拥有长江与汉水流域，有十万人马，始终不敢打出独立旗帜来，因为他在内部支持朝廷的力量太大了，假如公开决裂的话，可能会先发生内乱，然后曹操南征，刘表的儿子刘琮举州投降的理由是：“归顺朝廷，保全宗族。”这并非向曹操投降，是对天子投降的区别微妙，结果大相径庭，在此 没有大规模反抗的发生，名义上的力量在此 达到了顶峰。

迁都到许县之后，曹操始终运作的就是让天子“固定化”，皇帝不能随便巡狩、亲政、会见外国使节等，这些事件只有经过允许才能进行，在朝会上的时候，曹操必须会陪着列位大臣共同出席，而且在朝会结束后还会亲自参与策命、赐宴等活动，这些都是需要得到皇帝批准才可以参加的。曹操剑履上殿，赞拜不名、每一步都在拉大名义与实际之间的距离、名义上仍然是汉臣，实际上没有人再按照汉臣的标准来要求他，在建安十七年的时候，曹操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比如萧何的故事、建安十八年的时候，封为魏公，建立魏国等等，整个过程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而且被他所控制着。

曹操去世之后，曹丕很快完成了禅位的过程，原因是在名义上进行转换的工作已经做好了，天下的读书人都习性了从霸府而来，汉帝只剩下了一个祭祀用的坛子的位置了，在这个位置被与平地让出来的时候，反抗的力量很微弱。过去的二十年里，我们所做的所有都证明了这一点，在旧秩序惯性的巨大作用下，控制住旧秩序的核心符号要比另起炉灶更加有效、成本更低、阻力较小、后代仿效的人许多，再没有人能够复制出这样的精确度。就是条件已经不具备了，天子必须要虚弱到要依靠的地步，但是不能虚弱到没有一点用处的程度，曹操遇到的汉献帝，正益处在这个微妙的时刻里，他抓住了，历史就给他让出了一个通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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