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的秋天，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一个角落里，俞敏洪看着新东方股票代码的第一次出现，在大屏幕上面。周围的都是穿得体面的银行家，而他则穿着一件不太合身的深色大衣，袖口有些长。没有人发现这一点。股票开盘后上涨幅度大于40%，他的脸上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表情。

新东方的框架并不是一个人搭建出来的，而是由三个人性格底色完全不同的人硬凑在一起扛过了这些年。俞敏洪负责地面工作，王强抓教学质量，徐小平则在中间搅动能量场。三个人、三条路线、一辆车有三个油门，没有翻就是运气了。

俞敏洪是江苏农村考上大学的。高考一共考了三次，最后一次是硬着头皮把整本英语词典都记下来。北京大学西语系毕业留校，之后受到处分后离开学校，在外面做小广告、开培训班。在零下十几度的北京冬天里，中关村电线杆上的刷浆糊工作已经开始了，工人们的手因为寒冷而变得通红。教室是租来的，桌子和椅子自己搬到楼上。他的讲解速度很快，信息密度很大，在一节课结束的时候黑板上被擦了三次。学生想要的是分数，而他给出的是提高成绩的方法。不讲情怀、不画大饼。1993年冬天，叫做徐小平的人从加拿大发了愁。他在国外的生活一般般，刷盘子、送外卖，和国内的学生所说的留学梦想大相径庭。俞敏洪拉着他就进了公司。徐小平不讲课，他是做留学咨询的，在一间屋子里的学生们都围着他坐着，他坐在中间，问他想出去做什么？你的父母干什么工作？有没有谈过恋爱。刁钻的问题直击痛处。学生们哭着出来，笑着出来，最后签订合同缴纳费用。他制造出一种焦虑感，并且也在不断地消除这种焦虑。整个过程中就像一场小小的心理博弈一样。

王强来得比较晚一些。在美国工作过的贝尔实验室的人们会用英语交流，并且还会介绍一些美国的文化和《纽约客》杂志上的趣事。他在课堂上会带上一本英文原著书籍，翻开到哪里就读哪里的内容，学生们听得十分入神。他的课用的是另外一种逻辑，在分数以外给你一种感觉，学习英语是一件很体面的事情。三个维度对应着三个不同的人，在整个过程中都涵盖了一个人由焦虑到向往的所有阶段。

“三驾马车”的说法是由媒体后来起的，并不是当事人的本意。实际上就是一张桌子、三把椅子，俞敏洪坐在中间，左边是王强，右边是徐小平。会议室里面经常很吵。俞敏洪想要扩大自己的版图，王强则要对教师进行培训，而徐小平认为品牌的调性不能降低。吵架之后各自回家干活，下一次再见面的时候还会继续吵架。一九九五年至二零零零年间，新东方由一座小楼迁移到另一座更大一些的楼里去，报名大厅前总是排着长长的队伍，现金要用麻袋装起来，财务点钞机每天都会损坏一台。那是在教育培训行业一片蛮荒的时候，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只能依靠自己的直觉去判断。

后来徐小平也离开了，成立了真格基金。王强也走了，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俞敏洪一人扛起了整个公司，带领着新东方度过了非典、浑水做空以及行业的地震等困难时期。三个小伙伴的合作并没有童话般的结局，而是各奔东西。但是这套组合模式却成为了创业圈反复咀嚼的话题——创始人、精神领袖、业务尖刀，这三个角色应该如何搭配，什么时候应该聚集在一起，什么时候又该分开。

从二零零七年开始以后，三个人一起公开登台演出的次数就越来越少了。有时候会在一个活动中遇到对方，距离不是太远也不太近，点头、握手，并不多说什么。记者再问当年的事情时，他们笑着回答：“忘记了。”其实记得很清楚。在中关村二小租用教室的时候、因为分钱而拍桌子的夜晚、面对一间学生围坐的一堂课上，讲梦想讲得自己都觉得信了的那个下午，怎么会忘记呢？

创业教材总是把他们当作案例来讲解，比如股权结构、合伙人退出机制、决策权集中等等。这些都是写在书本上的，非常整洁、有条理。真实的事件更加肮脏、凌乱。俞敏洪的母亲曾经管理过财务，王强差一点就把整个团队都给甩了出去，而徐小平也曾一度想要把手中的股份卖了去追求自由的生活。没有人能够预料到明天是否还会解散。能够坐在一起回忆过去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我们当初计划得非常好，而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所收获，并非是由于我们的初衷很好。

三驾马车提供的不是一种典型的样本，而是在某个特定的时间窗口中，三个普通人的个人野心与时代的需要实现了对接。俞敏洪想要证明的是农村的孩子也可以有自己的事业；王强则要证明的是读书人的生活也是可以过得很好的；而徐小平则要证明的是理想主义者的生活也是可以过的很好。把三根线拧成一根绳子需要的时间只有几年而已。拧紧之后，绳子可以拉动很多的东西。放开之后，各自成为另外一段故事。

现在的中关村大街叫做中关村创业大街，路牌也换了很多次。当年贴小广告的电线杆早就被拆除干净了。只有四五十年代的老人们经过这里才会想起，在九十年代的一个冬天早上，地面上结了冰，墙面上贴着新东方学校的招生广告，红色的纸上面用黑色的字写着托福、GRE、报名电话。这是三个男人最硬气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