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国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就已经消失了。司马迁在《史记》中也说过一些话。《西南夷列传》中记载了庄蹻王滇的事迹。没有用献王来称呼。后来的云南地方志中也出现了滇王的名字。其中一人被称为献王，但是史书已经残缺不全了。

献王所用的方法很厉害。云南省晋宁县石寨山出土的青铜器上有很多真实的场景。杀人祭神、猎取人头、剥下人的皮来这些图像是中原文化的基本元素。是滇人的自己刻上去的，铜鼓上的人物就是羽人舞蹈。干栏式的房屋下面是人的脑袋。贮贝器盖子上刻有祭祀柱。柱子上绑着人。旁边还有被砍下头颅的人的尸体。考古报告中称其为“杀人祭铜鼓”的场景。另外还有“杀人为祭铜柱”的行为。这些物品就是滇王权力的标志。制作这些东西要用到很多资源。上面所描述的情景很有可能就是当时实际存在的仪式活动。

滇国并没有形成完善的文字体系。根据古代文献记载，滇是靡莫之属。耕田的地方叫邑聚，椎结、左衽，和夜郎一样同俗，汉武帝派遣使臣前往滇国，滇王询问汉朝和自己相比哪个更强大。之后滇王归顺了汉朝，并且得到了汉朝颁发的王印。晋宁石寨山六号墓中出土了一枚金印。蛇钮，阴文篆书“滇王之印”墓主人很可能是接受了汉朝封号的滇王。时间是西汉中期到晚期之间。

献王的名字没有记载在汉文史书上。根据云南地方文献《纪古滇说集》、《南诏野史》等记载，有一位滇王。其为人处世的方式后来被人用“残忍”两个字来概括。这些文献的写作年代比较晚，在元、明时期。距滇国覆灭已经有一千多年的时间了。口头传承的部分比较多，神话和历史混淆在一起。例如献王用人祭滇池的记载。把铜牛投入水中。把反对他的人都关进蛇笼子里。这样的描述和石寨山青铜器图像是相呼应的。根据考古实物可以得知滇文化的规模很大的人祭活动。滇池周围的墓葬群中发现的人类遗骸存在非正常死亡的现象。头颅和身体分开。放置的位置不按常礼埋葬的方式。

滇国神权政治中。国王同时担任大祭司。石寨山出土的铜柱祭祀时的情景中。主祭人坐的是四个男人抬着的一辆肩舆。头上有一把伞盖住。这是国王的规格。铜鼓是用来沟通天地之间的神器。贮贝器既是财富又是神权的双重容器。杀人祭祀的对象是滇池水神。也可能是祖先。或者是某个地方性的自然神。滇人的观念是人头和血液可以给土地带来肥料。铜器上面雕刻的是播种仪式和猎头仪式相结合的画面。把脑袋放在田边的架子上。下面长着庄稼。献王的残暴，在滇文化的语境中，并不一定就是一个人的道德问题。更近似于一种制度性的行为。王权依靠手中的生杀大权来保持和神明世界之间的交流权利。

把这样的权力运作方式放在汉代中原视角之下就会觉得很难懂。汉朝使者记载说滇是西南夷中最为文明的一个部落。有君主，有礼节。同时记载他的为人崇尚祭祀。“重”字中应该包含着汉族对于滇人的祭祀仪式规模以及血祭的方式所产生的一种惊异感。益州郡设立后。汉代官员也开始干预到地方的事情上了。滇王的外藩地位逐渐被取消。郡县官吏对于杀人祭祀的行为是不能容忍的。史书记载中并没有直接提到汉官和滇王在这件事情上发生过争执。石寨山墓葬是在汉武帝设置郡县之后仍然存在的现象。但是青铜器上出现的杀人场景的数量却减少了。和汉文化的禁令有关。

献王历史上的评价也分两方面来论述。民间口头流传出来的形象是暴君。云南的一些地方名称和他有关。把深潭叫做他沉人的地方。一座山崖就是他丢尸骨的地方。地名的故事一传十、十传百，流传了很长时间。和滇池流域恐怖的记忆联系起来。学术层面。考古学家不会用残暴这样的词。他们谈论了滇文化中关于祭祀暴力和社会结构的问题。人类学家将滇人的猎头习俗放到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国类似的民族文化圈中进行比较。认为这是在早期农耕社会中人们对超自然力量产生的一种恐惧所导致的一种仪式系统。并不是因为某个人的嗜血恶习而产生的。

献王的名字中有一个“献”字。意思是祭祀。根据《说文解字》，献的本义就是宗庙中的狗。引申为进献、祭祀等意思。滇王称号中带有“献”字。可能是后来的人附会上去的。或许真的有一个国王因为主持祭祀规模很大所以被人这样称呼。没有同期的文字资料作为依据，只能停留在推断上。

滇国青铜器中不断出现的杀人场景说明。以人作祭，在滇文化的观念中就是一种正常的状况。王是仪式上的最高主持人。对于此类活动要承担直接的责任。后来的人们用残暴来评价献王。就是把两千年前一套完整的政治、宗教逻辑简化为一个人格品行的评价。

滇国最后也销声匿迹了。汉文化的东渐，南方的大姓兴起。滇人的后代被其他的民族所同化。两千年前的青铜器被埋在地下。1955年石寨山发掘。恐怖的祭祀场景又重新出现了。一开始考古学家认为这是记载战争中立功将士事迹的一种图画。经过多次比较之后确定这是宗教仪式。铜鼓上的人头很多，使人感到很不舒服。写实的程度要高于同时期其他地区的出土文物。没有任何考古报告会把残暴用来描述这些文物。但是看过实物的人会感觉到一种压抑的感觉。

献王是否存在是值得怀疑的。不重要。重要的不是杀人祭祀系统是否真的存在过，而是它确实存在过。石寨山文化的主要创造者是滇国的王室和贵族。把最神圣的宗教仪式刻在了青铜器上面。永久保存。说明他们并不认为这样的行为要隐瞒。这是公开、合法、神圣的行为，被祭祀的人是谁呢？是战俘、奴隶或者犯了罪的滇人。从器物上是看不出来的。只有被绑在柱子上的一种姿势。跪在地上的样子，等死的样子。身首分离的画面。

滇王归附汉朝之后，王权的形式上仍然存在。祭祀的传统受到汉礼的影响。《后汉书》中记载了益州郡有一位叫王阜的人。给太守做官，制定法令制度，兴办学校，革除当地的陋习。在这些陈规陋习中很有可能存在着人祭。王阜为东汉初期的人。距武帝设立郡县已经过去了100多年。说明了移风易俗的过程比较漫长。滇王家族在这段时间内渐渐失去了实际权力。但是王号仍然存在，祭祀权被缩小了。汉式的墓葬也开始出现于滇池地区了。青铜器铸造的传统已经消亡了，再也不会有杀人场面出现了。

文献中有关于献王残忍的描述。可以反映滇国末年的王权和郡县权力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一个坚持旧习俗的人，被汉人官员看作是残忍的。后来的历史学家把这个人写成了一个反面角色。这是推断，并无直接证据。唯一的可以肯定的就是滇文化的消亡。滇池周围已经听不到铜鼓的声音了。没有了猎头祭神的队伍。但是地方上的传说仍然在讲一个暴君的滇王的故事。考古队挖掘出的青铜贮贝器可以证实这些传说并不是无稽之谈。

对献王历史的评价要放到滇文化的自身语境里去理解。他所表现出来的残忍就是制度性的暴力的一种集中体现。该制度以神权作为后盾。用铜鼓、贮贝器上固定的图案来永远地固定下来。滇池流域的农业社会集体来维护。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某个人身上。这是后来人为简化叙述而进行的一种概括。

云南青铜时代结束的时候，汉文化的广泛渗透也到了一个阶段。献王就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标志。记载着后人对于血祭的记忆。他的人物形象，在传说里变得越来越单薄了。只剩下一个“残忍”来定义他。真实的滇王的生活要比这个标签要复杂的多。他们负责祭祀、管理水利、和周围的部落进行战争、与汉朝使节饮酒作乐。说出“汉朝和我们相比哪个更大”这样的话。他们大多数的名字已经消失不见，但是有一个“献”字流传了下来。和杀人、祭祀铜柱等画面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