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生肖的排列顺序是固定的，即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与猪，这套序列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的王充，在他的著作《论衡》中就已经有完整的记载了，而往前推到春秋时期的时候，生肖的概念还没有完全成型，出土的文献也表明了这一点。当时的地支与动物对应已经出现雏形，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日书》中也有有关“子鼠、丑牛、寅虎、卯兔”的配对记载，这批竹简年代跨越战国末期到秦代之间，比王充要早三四百年的。春秋时期介于阳历前770年至前476年之间，在此期间内，十二生肖与地支之间的联系还处于一种流动的状态，在甘肃天水放马滩秦简中也出现了类似的记载。春秋生肖并非特指某个具体的动物，而是在春秋时期所采用的一种纪年的方法，在春秋时代早期的形式上追问出“春秋生肖是什么生肖”的问题自身是因为自己有一个错误的理解。错误在于把后来形成的十二生肖整个套用到春秋时期的实际状况是，春秋时期的人民可能会用岁星来纪年，或者用地支，但是动物符号还没有统一覆盖整个年份。

周王室与各个诸侯国的纪年方式混乱不堪，鲁国用鲁公在位的时间来纪年，晋国用晋侯来纪年，楚国自己形成了一个体系，而且把生肖当作民间配属，没有登入官方典册，《春秋》经文中也没有任何一句提到生肖。《左传》记载的事件非常详细，而且没有关联到生肖占卜的主旨，在这个时期的地支与动物对应关系比较常见的是卜筮简牍或者日书类实用文书，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配属，睡虎地秦简上写的是“辰龙”，放马滩秦简中同处一地的地方文字为“辰虫”，而在古代汉语里，“辰虫”可以理解为大蛇，龙蛇分野的概念很模糊，在睡虎地出土的放马滩秦简上记载的是“巳虫”，而在放马滩秦简中则是记载了“巳鸡”、“巳虫”的情况，这说明从春秋到战国时期，生肖系统还处在地方性的知识阶段。

春秋生肖实际上是十二兽纪年的前身阶段，在此期间存在以下三个特征 ：第一，动物与地支之间的搭配还没有完全固定下来。第二，各个国家的动物种类不相同，在此不再赘述，在此之后生肖还没有被大众普遍接受为年龄计算的方式，人们对于“春秋生肖”的疑问大多都是由于一种投射的心理作用，把汉代已经固定下来的文化制度向前推进到春秋时期上去民间算命摊经常打出“春秋生肖命理”的招牌，这是商家对话语术的一种包装方式，并没有关联到学术上的考证研究，“地摊文学”偶尔也会出现部分诸如“春秋属相秘法”之类的主旨，在这些主旨中会有许多抄录自明清时期的命书，而且还会加上部分春秋时期的名称来增加其古奥的气息。

清理概念边界之后，仍然可以提出一个问题：春秋时期的人是怎样看待动物与时间的关系，《诗经·小雅·吉日》中有“吉日庚午，既差我马”的句子，庚午日，午配马此诗句出自周宣王时期的作品，比春秋时期要早部分，说明地支与马之间存在着联系，在西周就已经有了萌芽，《左传》僖公五年载卜偃的话说，“龙尾伏辰”，龙尾指的是苍龙七宿中的尾巴，天文上的东方苍龙与后来的辰龙之间是否存在认知上的联系，目前资料不充分，考古出土的春秋时期的青铜器偶尔会出现动物纹饰以及干支铭文共存的情况，但是这距离系统的生肖纪年还有很长的距离。战国中后期的楚帛书中出现了十二个神的形象，这些形象非常奇特，有的可以对应到后来的生肖动物上而有的则不能，长沙子弹库楚帛书中的十二月神名与《尔雅·释天》中的月份名称比较接近，但是动物化的程度并不高。

春秋生肖是什么什么生肖>

往下一层是民俗层面，春秋时期的平民计算年龄的方式比较直观，例如“见几次春种秋收”，岁字甲骨文的样子像是斧钺形，本来的意思与农业生产的周期有关，春秋二字合在共同就变成了时间流逝的意思，在后人创造出来的“春秋生肖”这个词语中也可以找到它的影子，它可能是从“春秋鼎盛”、“春秋几何”这样的古代话语中嫁接到来的，而且听起来像是专业的术语，但是仔细拆开来就没有依托了。

春秋生肖在当今语境中经常被人误解为一种已经消失的古代属相，在网络问答平台上的提问频率很高。标准答案应当直接指出：春秋时期还没有统一的生肖属相的概念，强行对应的话，只能把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的岁月按照后来的生肖倒推出来分配，在阳历之前七百二十二年就是己未年，羊年，在阳历之前四百八十一年就是庚申年。猴年的时候，这是数学上的换算，并非反映春秋时期人们的认知与干支纪年的连续性上溯到春秋时代，《春秋》经文中历日可以证明，动物配属是否同步上溯存在疑问。清代学者顾炎武《日知录》中论述了古人并不用甲子来命名一年，列举出相关的证据、春秋经文以及用“某年春王正月”的格式来表示，并没有写干支岁名，《左传》叙事才会加上“岁在星纪”之类的天象。岁星纪年与干支纪年同时存在，在春秋时期的时候没有出现过动物符号。

切入民间记忆的角度，“春秋生肖”更像是一个文化的空壳，可以被所有人填入话题，算命先生就用它来招揽顾客，文创商家则用它来做概念、拆解这个词汇组合：春秋是时间定语，“生肖”为名词中心、语法上成立，在历史上却失实，仿佛是“汉朝手机”、“唐朝高铁”，并非不能造词，而是造词不能倒过来说历史承认。

《吴越春秋》、《吕氏春秋》等书名带有“春秋”二字，这是记载历史或者进行论述的时候所用到的词语，并没有与生肖有任何关系，《吕氏春秋·十二纪》按照月份来讲述对象的变化规律，在其中提到了每个月所代表的代表性动物。例如孟春之月，“獭祭鱼”，“鸿雁来”，这是物候观测，并不属于相生、汉儒把月令中的动物与地支联系起来，缝合的工作非常重要，在汉代就已经完成了，在东汉王充之前就存在了，已经有少量的文献记载了动物与地支之间的关系。江苏连云港尹湾汉墓简牍中有“子鼠”等残文，这是西汉末年的实物证据，比睡虎地秦简还要晚部分，在秦简之后出现的是尹湾简，时间轴上从秦简到尹湾简，距离越来越远了，春秋时期的地点在这一条演化链条的上游，上游只看到地支而看不到动物。

春秋生肖问题的根本在于把干支纪年与生肖纪年产生的时间顺序搞错了，干支产生得很早，在商朝的时候就已经有了用六十个干支来表示一年的方法。生肖动物符号的出现比干支要晚一千多年左右，在干支已经通行之后，生肖还没有确立起来，在这个时间段里，并没有形成固定的生肖崇拜习性，也没有记载在史书当中。孔子晚年喜欢《易经》，读《易经》时要穿三根皮带才能看完，《易经》中列出的马、牛、鸡、猪等动物都是卦象，并非指代时间上的纪年，后来的人们把八卦中的方位与生肖联系起来，这是汉朝之后的事件，在京房易学中提出了“飞伏说”，在孟喜卦气说里又提出了一种观点。把它们串在共同，源头都在汉代。

回看放马滩秦简《日书·盗者》篇中有关子日被盗的主旨，其中提到的盗者的外貌特征为“兑口、希须、善弄、黑面”，这与鼠相相对应，这套相人术已经将动物特征与地支日绑定在共同，在简文中就出现了子日被盗的情况，而且在简文中提到了盗者的外貌特征，“兑口、希须、善弄、黑面”。原属于秦国的老地方、秦国的文化比较保守，可能会保存更多的西周因素，即使这样，这些材料也只能到达战国晚期，而距春秋结束还有上百年的时光，在制度的发展过程中可以产生巨大的变化，在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之中，术数兴起之后，燕齐地区的方士们、三晋地区阴阳家的人把这些地方的老风俗融合在共同形成了一个新的体系，生肖定型应当在这一熔炉时期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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