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贯钱，账面上一贯就是一千文钱。千文一串，拿麻绳穿起来。串钱的分量，按小平铜钱每枚约四克，一贯四千多克，小十斤重。腰里缠一贯，坠得裤子往下掉。这个基本概念，两千年没什么大变化。

搁宋朝，嘴上说一贯，实际给多少文，得看地方，看年头，看买卖什么东西。朝廷定下的规矩，官用一贯，七百七十文。这叫省贯。足贯才是一千文整。日常交易里头，用足贯的少。谁要是拿一千个铜钱顶一贯花，反而稀奇。大伙习性了短陌。

唐末五代那会儿，铜钱缺得厉害。各路节度使铸劣钱，市面好钱被藏起来。交易找零，就用不足数的钱当一百。七十几文算一百，大家心照不宣。这个习性一路传到赵宋。太祖建隆年间，干脆明发诏令，诸州官用钱，以七十七钱为百。换算过来，一贯钱的法定省陌数目是七百七十文，也就是七百七十个标准铜钱。官家收支、赋税、官俸，都按这个数算。账面上的一贯，就是七百七十枚小平钱。

民间可不管这一套。街市上各行各业有自己的算法。卖鱼的贯，可能只含七百五十文。书铺收钱，一贯按七百四十文算，有的远州小县，甚至用七十钱为百，一贯只给七百文。称作“市陌”。几个铜钱的小利，买卖双方计较得清清楚楚。同样说一贯钱，你在汴京买匹绢与去江陵府买斗米，手里递出去的铜钱枚数不相同。

还有特意要求足钱支付的场合。借契、地契上会写明“足贯”或“长钱”，意思是一贯就得给够一千文整，不打折。足贯大多出现在大宗买卖、田宅交易、馈赠聘礼里头。日常买个炊饼，店家不会要足钱，他也找不开。

官府收税，按省陌一贯七百七十文算。发薪俸，一贯只给七百七十个铜钱。官吏叫苦。这点钱，还不够朝廷折支变出来的数目。折支，就是把一贯俸禄发成实物加少量现钱，实物折价虚高，到手铜钱不到五百文。一贯名头，缩水得厉害。

到了宋徽宗朝，蔡京鼓捣大钱。铸当十钱，一枚铜钱抵十文用。一贯钱的物理个数被打乱了。一枚当十钱面值十文，串一贯名义上仍是一千文或省陌七百七十文。用当十钱来凑一贯，七十七枚大钱就够，折算成小平钱仍值七百七十文。老百姓不认账，私底下折价用，大钱一枚顶三文两文。结果一贯到底换多少小平铜钱，又成了一笔糊涂账。手里掂着那串大钱，明明说是一贯，买不到一贯的东西。

南渡之后，铜钱更不够用。朝廷印发会子，纸钞上印着“一贯”。起初一贯会子能兑铜钱一贯，也就是七百七十文。发得滥了，一贯会子市面只值三四百文铜钱，甚至更低。这时说一贯，得问清楚是铜钱贯还是会子贯。两者差着一大截。小民拿到一贯纸钞，去换铜板，只能换回三四百个，还得看钱铺脸色。

四川地区铁钱流通，一贯铁钱的分量更夸张。小铁钱十文才值一文铜钱。一贯铁钱名义上一千文，实际只值一百文铜钱。称“一贯铁钱”，等于多少铜钱？就一百个铜板。商旅背着铁钱赶路，一贯铁钱得挑几十斤。交子最早在四川冒出来，跟这个有直接关系。

即便都用小平铜钱，每枚重量、成色也在变。官铸钱有厚重薄小之分。同样是“一贯省陌”，天禧年间铸的铜钱含铜量高，沉手。到了南宋绍熙年间，铜钱薄得像铁片，一串钱轻飘飘。买东西时，店家会挑剔，旧钱一贯好使，新钱一贯得加个数。算下来，还是不等于标准七百七十文。

孟元老笔记里提过，东京城里的钱陌，官定七十七文当百，街市上通用七十五文当百。鱼肉行、水果行可能七十三四文就算一百。这样折合，市面上流动的一贯，实际只含七百三四十枚铜钱。临安府后来也差不多，行陌有时低到七十二文为百，一贯转眼变成七百二十文。铜钱不够，短陌往下探，没人觉得奇怪。

一贯这个单位，名义上始终顶着一千文或七百七十文的帽子。帽子底下扣着什么，得扒开看。问“宋朝一贯钱等于多少文钱”，官面回答始终是七百七十文（省陌），或者一千文（足陌）。落地到实处，日常利用的一贯，绝大多数场合是短陌，实际铜钱枚数在七百到七百七十枚之间波动，某些行业、某个时段甚至低到六百几十文。遇到大钱、纸钞、铁钱，换算关系立刻翻覆。

手里抓着一贯钱，真正叮当响的铜钱个数，不是固定的。它更像一杆秤，随时按市面约定重新校过。宋人出门买东西，先问明白：“今日的贯，多少当百？” 不然三言两语就亏了。

从唐末的八十五钱为百，减到后唐的八十，后汉的七十五，再到宋初的七十七，省陌一路缩水，背后是铜钱始终往外流、始终被销铸、始终不够用。朝廷把省陌数目钉在七百七十文，民间又在这个底线上下浮动着各自的短陌。一贯到底多少个铜钱，从来只由具体时间、具体地点、具体买卖说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