粽子这种食物、苇叶包着糯米、里头塞枣子、豆沙、咸蛋黄、五花肉、一到如阴历五月初五前后，家家户户都要弄这个、不是单纯为了吃、是有说法的。

端午节吃粽子到底纪念谁、答案不是单一的、大多数地方的说法指向一个人——屈原、战国时期楚国的大夫、这个人活着的时候官做得不小，三闾大夫，管王族三姓的事务、后来遭排挤，被流放、秦国白起攻破郢都那天，他抱着石头跳了汨罗江、时间大概是阳历前278年五月初五、老百姓划船去捞，没捞着、怕鱼虾啃食他的尸身，就拿竹筒装米投进江里、后来竹筒慢慢演变成箬叶包的粽子、这是流传最广的版本、屈原成为端午节粽子祭祀的核心人物，是隋唐以后官方与民间双重推动的结果、南朝梁代吴均的《续齐谐记》最早记录了这个传说、唐代把端午定为法定节日，屈原的地位跟着固定下来、粽子跟屈原的绑定，就这么传了一千多年。

江浙一带不全是这个说法、苏州人纪念的是伍子胥、比屈原早两百多年的人、伍子胥帮吴王阖闾筑了苏州城，又辅佐夫差、后来被夫差赐死，尸体五月初五扔进钱塘江、伍子胥的死比屈原惨烈、他临死前说要把眼睛挂在东门上看越国军队怎么打进来、夫差大怒，用鸱夷革裹尸投江、苏州人过端午，包粽子、划龙舟，祭的是伍子胥、伍子胥作为端午祭祀对象的地域性很强，集中在吴地、出了苏州往西走，知道这事的人就少了。

东汉上虞那边纪念的是曹娥、十四岁的女孩、她爹曹盱五月初五在江里迎潮神淹死了、曹娥沿江哭了十七天，投江、五天后抱父尸浮出、这事记录在《后汉书·列女传》里、曹娥江就是这么来的、绍兴一带的端午习俗跟曹娥有关、粽子在这儿的标记有价值 是孝道、不是忠君，不是复仇、是女儿对父亲的那种。

山西绵山一带把粽子跟介子推挂上钩、介子推割股啖君，晋文公放火烧山想逼他出来，结果烧死了、寒食节是他的纪念日、寒食节跟端午节日子近，有些地方的习俗就串了、那边的人说端午吃粽子纪念介子推、这个说法流行范围更窄，就晋中几个县认。

历史资料翻一翻、闻一多在《端午考》里提出过另一个方向、他认为端午是古代吴越民族的图腾祭、龙图腾、粽子投江是祭龙、龙舟竞渡也是祭龙、五月初五这个日子自身跟夏至有关、古人认为五月是恶月，五月初五毒气最盛、粽子最早可能是驱邪的祭品、把米包起来投进水里，安抚水里的神灵、这个习俗比屈原早、比伍子胥也早、后来才附会上具体的历史人物、这种解释从人类学角度站得住脚、粽子最初是祭祀水神的供品，与特定人物的绑定是后世文化层累的结果。

粽子的形态变化也说明问题、最早的“角黍”是用茭白叶子包黍米，做成牛角形状、祭祀用的、西晋周处《风土记》记载：“仲夏端午，烹鹜角黍、”没提屈原、只说是端午节的节令食品、南北朝时期粽子才跟屈原正式挂上钩、中间隔了好几百年、说明传说是在实物之后附会上去的、实物在前，解释在后、这是民俗形成的常见路径。

粽子的名称演变也有迹可循、汉代叫角黍、魏晋叫筒粽、唐代叫蒸裹、宋代叫角粽、明清才普遍叫粽子、材料从黍米变成糯米、馅料从无馅到有馅、甜口咸口的争论是近几十年才起来的、古代的粽子以白粽为主，蘸糖吃、肉粽要到明代才在南方流行、这个过程里祭祀的意味始终在淡化、食物的属性在增强、但核心符号没丢——它还是端午节的标志物、吃的时候偶尔会想起，这东西原来跟两千多年前江边一个投水的人有关。

官方记载跟民间传说的互动也值得注意、唐代朝廷把端午祭祀屈原制度化、玄宗时期开始，端午给百官赐粽子、宋代沿袭、明清两代更隆重、宫廷里包粽子的规模很大、光禄寺每年端午要准备上万只粽子分给大臣、官方这么推，屈原的说法自然就占了上风、伍子胥、曹娥、介子推的版本在局部地区保留、大趋势是屈原说覆盖全国、端午节吃粽子纪念屈原的说法占据绝对主流地位，是千年文化选择的结果。

现在的情况是复合型的、多数人知道屈原、知道粽子跟屈原的关系、但不必须清楚伍子胥、曹娥这些名字、端午节的别称——端阳、重午、龙舟节——各地叫法不同、粽子形态从北到南差异巨大、北京红枣粽、嘉兴鲜肉粽、广东咸蛋粽、闽南烧肉粽、海南的枕头粽一只好几斤、味道千差万别、但说到为什么吃，脱口而出的还是那个楚国大夫的名字、屈原、投江、粽子喂鱼、简单的三段式叙事、足够用了。

粽子作为端午节的符号载体，承载的是对忠良之士的集体记忆、屈原的忠而见谤、伍子胥的忠而被戮、曹娥的孝感天地、这些道德价值附着在一种食物上、吃的时候不觉得、细想一下，一个民族把对品格的推崇捏进米里，包进叶子里，煮透蒸熟，端上桌、年复一年、这自身就是一种很固执的纪念方式、不靠碑，不靠书、靠嘴。

五月初五又到了、菜市场的粽叶开始走俏、马莲草捆着碧绿的苇叶、泡好的糯米沥着水、包粽子的手法各家有各家的路子、三角的，四角的，长条的、锅里的水咕嘟着、热气带出粽叶的清苦味、剥开一只、筷子插进去、白的米，红的枣、油亮的蛋黄往外渗油、咬下去、黏糯、微甜、或者咸香、这时候没人会刻意去想屈原、但屈原就在那儿、在每一粒米里头、不用多说、吃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