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入簧门这四个字搁以前是读书人刻在门楣上给同乡看的。簧门，官学的大门。在明朝和清朝的时候，县学府学门口那扇漆红色的大门后面，坐的是已经参加过童子试并且成为秀才的人。早入是指年龄比较小的意思。十四岁的孩子就去读书了，而到了四十几岁再去读书的时候，在乡绅的眼里分量就不一样了。姓氏标，也就是哪家哪姓的孩子先考上了学校，后面就跟了一大群同姓的同学沾光。

地方志中有一个专门的栏目叫做选举表。打开来看，在哪一年、哪个科目、谁是谁的年份里，某某某某某某年若干日，某某籍。仔细看几页就会发现一个规律：同一个姓氏集中出现的时间一般都比较早。比如说在万历年间的一个县里，第一个举人的名字是陈，之后二十年的时间里，在同县姓陈的秀才中，人数远远多于其他姓氏的人数。这并不是风水轮转，而是簧门里面的东西。进学需要廪生担保人，要认保认派，同姓前辈在学宫里有廪膳名额，后生递帖子就顺利一些。姓氏成了敲门砖，早入簧门的人姓什么，自然就占据了保结这条线上所占据的位置。

科举保结制度既有表面的规定，又有暗藏的习惯。一个县学额定廪生二十人、增广生二十人、附学生不限。廪生每年领取国家六斗米作为自己的责任，在这份责任中也包含着对参加考试的童生进行担保的内容。保住的是身家清白，并非学问。祖上的三辈人从来没有做过倡优皂隶之类的职业。在签字画押的时候，廪生把功名押上去了。同姓的廪生为同姓的童生出保，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外姓人要找保险的话，就只能提高贽敬了，或者绕来绕去地攀上老师的门面或者同学的关系。早入簧门的姓氏，在学宫中就扎下了根。后来本姓子弟顺着这根桩子系缆绳，比别的地方少走了三里路。

早入簧门的姓氏，在县域权力结构中所占有的并不是科名的高低，而是保结通道的掌控权。如果一个姓出了三个廪生，那么本县童试的保结单子中就有一半来自这个姓的廪生手中。童生递卷子之前要找一个担保人，如果没有找到就连考场也进不去。道光年间，在湖南省的一个县里发生了一件事情，外地迁来的新住户想要参加科举考试，但是跑遍了四个廪生门子都碰不上钉子，原因只有一个：底细不清楚。最后找到了第五个廪生，名叫刘某某，出价四十大两白银。县志上没有记载之后的事情，但是同一年该县刘姓童生进了学七名，占当年录取人数的一半。数字是不会说假话的。

再来看一下乡试时期姓氏的分布情况。秋闱送考的时候，学政衙门按照各县的情况进行登记。册子上面一行行的名字，同一个姓氏连续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同姓同宗的人在省城有试馆、长班和常年包下的号舍夹带路子。早入簧门的家族几代人积累下来的，并不仅仅是书籍和箱子，而是在考场上周围的三教九流的人脉图谱。参加会试的举子们来到京城之后，在本省的会馆中住宿，同姓在京做官的人坐在北面喝茶、递手本、得到先过这一关。晚清时期的北京歙县会馆的账簿记载得很清楚：某年的某个月份的时候，程姓举子来到会馆，程姓司事把一间上房给了他，并且每个月给他减免一半的炭火钱。不要叫举子，要住在下房里，炭火的钱要足额支付。

姓氏标牌另外一个方面写在了族谱凡例中。查阅徽州大族的谱牒、功名录等都分别成册。排列顺序并不是按照官职的高低来排列，而是根据科举考试的成绩从高到低排列。第一位举人的名字排在最前面，即使他以后只做了教谕。后面的进士尚书也要靠后站着。早入簧门的那个先祖，在谱系图上所处的位置大概不是长房，但是名字旁边一定会有朱笔圈注：“本族入泮第一人。”七个字所包含的意义，并不是授予官职所能比拟的。它是这一族人在科举这条狭长的路上的一个失败的时候。

基层社会的舆论也是认可这个标的。村子前面要有一根旗杆，要有功名才行。最开始的旗杆石一般就是最先考中第一个泮门的人留下的。后人重新修建祠堂的时候，这块石头是不能移动位置的。光绪年间乡约集中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在每年春秋两季祭祀的时候，在祝文中会提到列祖列宗科名，第一个被点名的人永远都是那个人。即使他的孙子考取了探花，顺序也还是不能颠倒的。长幼有序、科名先后也应有秩序。这就是乡村祠堂里的政治学了。

姓氏标的影响半径随着科举等级降低而减小，但是最底层的童试阶段却非常密集。会试和殿试主要是依靠个人的才华和运气来决定的。童试这道关卡，由县太爷主持考试，廪生参加应考，五童互相结盟，认保派保，整个过程环环相扣，都是本地熟人社会运作的结果。外姓、孤姓想要挤进来，或者娶本地的大姓的女儿做女婿移籍，或者是等到本县新开设学校名额的时候再考虑。雍正年间直隶某县学额增加了三名，在当年新进学的十名童生中，有六个姓张、两个姓王、两个姓李。姓张的是本地的老姓，在康熙年间就已经出了个贡生。

晚清时期由于捐纳制度的发展，姓氏标识的作用有所减弱。捐监生不需要参加童试保结这样的程序。户部负责收税，国子监颁发学位证书，但是廪生不能管理这些事情。但是正途出身的官员瞧不上捐班的人，地方上的文会、诗社也不会让捐纳监生参加活动。真正能够在乡村中说话算数的人还是那些通过科举考试成为秀才、举人的读书人。早入簧门的姓氏标志仍然有效，但是原来的只靠科举熬出来的门槛，现在变成了科举加上捐输两条腿。老姓大家族反应很快，在一边继续走正途科考的同时，另一边就让族里的旁支富户捐官了，两边都占着。

民国废除科举之后，簧门没有了，姓氏标志换了一个外壳保存下来。新的学校，县立中学、省立师范等，在这些最早的进入者当中，老姓子弟的比例仍然很高。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脑子更聪明一些，而是由于家里有一间旧书箱，还有几位识文断字的老辈人，在多年积累下来的经验中也摸索出了一些门路来。新的学堂也得交纳报名费、保结费，还要有城里的落脚之处。老姓在县城一般都有店铺或者亲戚关系，在乡下的孤姓子弟背着干粮走了半天才来到城里参加考试，到了之后要先找到住处。早些时候进入过簧门的家庭，在县城的老宅或者祠堂偏院中就可以住下三个到五个本家考生。

到目前为止，在查阅地方文史资料的时候，仍然可以从字缝中找到姓氏标示的痕迹。民国时期某个县的第一所中学的学生名单中，前三届学生的姓氏集中度远远大于整个县姓氏分布的比例。姓占全县人口不到1%，毕业人数占到总数的30%左右。教员名册上同姓的人很多。一公布学校的董事会成员名单，和清朝时该县学宫里廪生们的姓名重合的程度超过了半数。簧门没了，但是墙壁还是有的。姓氏标从朱卷浮签上保人的名字变成入学报名单上家长的签名，换了汤没有换药。

考证这一层次的东西是不是要上升到很高的理论上去呢？它是科举制度下基层社会自发形成的一种秩序遗留下来的东西。以姓氏为信用凭证的一种原始的方式。读书、考试要找担保人，而担保人又必须是熟悉的人，熟悉的人首先会在自己的家族中寻找。早入簧门的姓氏自然就成了本县科举担保系统中的枢纽站。不管是哪个姓，在这里都要经过一个手的动作才能通过这个枢纽站。经过多次交接之后，这个姓氏就在这条读书的路上扎下了根。根扎得很深的话，树冠就会很大。树冠大了之后，在阴凉处生长出来的仍然是自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