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树节定于每年的3月12日。生活是固定的，活动也是固定的，植树、培土、浇灌、挂牌，每年都会按照同样的程序进行。城市的绿化数据每年都会被更新。森林覆盖面积的增长速度很慢。数字后面还有一种东西在流动。话语。经常被提到的一些话。印在横幅上、刻在石碑上、抄在学生作业本上的句子。它们出自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身份的人。政治家、文学家、科学家、护林员、普通农民等，话语本身就像种子一样，落地的时间各不相同，生长的速度也不同，有的当年就发芽了。有的隔了几十年之后又被挖掘出来了。

梁启超于1916年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以后要植树，今天是他的生日。原文语境是在讲湖南时务学堂的事情。并不是为了谈论植树而产生的这句话，在后来的人们中被剪辑了出来，并且被挂在了植树节宣传栏上。去掉语境之后的意思就更加集中了。把动作和时间之间存在的关系压缩为八个字。今天种下去的东西，以后就会收获了，并且没有中间的过程。把浇灌、施肥、杀虫、修剪等所有步骤都给取消了。只有起始点和结束点。这是为了满足宣传的需求而产生的结果。也符合普通人的种树观念。挖坑、放苗、填土、完成任务。至于成活率是多少，并不重要。那应该属于林业部门所统计的内容。

孙中山留下的言论更加直接。急兴农学，讲究树艺。八个字被写进了《上李鸿章书》中。一八九四年。比梁启超早了22年。孙的角度就是治理层面上的。树木和水利相连，与民生相连，与国家的能力相连。种树也被抬高到了战略的高度。不是风花雪月，也不是文人雅致。这是由于北方的风沙和南方的水患所迫而做出的选择。孙是自学医学出身，在公共卫生方面有着执着的想法。把树叫做大地的肺。呼吸吐纳、调节一方水土。该比喻之后就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很少有人知道它的源头在1894年一封没有人理会的奏折中。

鲁迅关于种树的话散落于杂文中。不像前面两个那样整齐划一，需要拼凑起来。《坟》中有一句话说，“想要有乔木，想要看好花。”一定要要有好的土壤。他说的是土壤，并不是树木。重心发生了变化，别人关注到地上部分的人多了起来，而他只关注到地下部分。他对土层厚度、酸碱度、有机质含量等都比较在意。这是鲁迅式的思考方式，在不断质疑前提条件。从不满足于表面的东西。没有好的土壤和乔木，就只能是空想了。没有好的土壤和花卉就很难奢求了。植树节的时候只计算坑的数量而不去测量土壤的情况。只计算栽了多少棵树而不问活了多少棵树。鲁迅的话还有效期内呢。

西方人所说的流进来的比较晚。梭罗曾经在瓦尔登湖边上种过一些豆子。没专门种树。但是关于树木的句子却被翻译过来。进入丛林的原因是想活出一种从容不迫的生活。仅仅接触生活的最基本的事实。这句话被印到了很多环保手册里。把植树节和它联系起来有些牵强。丛林并不是人工林。瓦尔登湖并不是一个绿化项目。梭罗的意思更加接近于逃避。离开城市、离开分工、离开社会化的计划时间表。植树活动就是一种社会化的过程。一群人的服装是一样的，时间也是一致的，动作也是相同的。媒体拍了照片，领导讲了话，梭罗要是看到的话，大概会绕道而行。他丛林里不需要开什么开幕式的。

印度曾经有一位真正的植树者。叫贾达夫·帕扬，并非名人，也没有留下什么名言警句，在这里种下了四十年的时间种子。五百五十公顷的森林。从一棵树开始，老虎又回来了，犀牛又回来了，大象也来了。没有记者来采访的时候他就去植树了。记者走的时候他还正在种树。纪录片拍摄完毕后进行剪辑并上映之后他还继续植树。他不需要名言。森林本身就是他说出的唯一一句话。沉默要比语言更贴近大地。更加接近于种子破土的时候所散发出来的那种无形的力量。名人名言就是摘下来的一片叶子。夹在书页中，然后压平、脱水，最后成为标本。活下来的树木不需要依靠语录来生长。

民国时期著名的林学家梁希留下了八个字。黄河奔腾碧波荡漾，荒凉的土地变成了绿色的山峦。1949年以后他曾担任过林业部部长。这句话被刷到了很多林场的墙面上。时间长了之后，油漆就会脱落，字迹也会变得模糊不清。后来的人再来刷一层新的油漆，一层层地覆盖上去，墙壁上的旧漆越积越多，但是那些字还是一样的八个字。梁希是研究森林利用学的。了解一棵树从种子发芽、成长到成为木材所经历的所有过程。了解轮伐期是如何计算出来的。了解生长量与采伐量之间达到平衡的位置是什么。把技术语言转换为画面。黄河、碧水、赤地、青山、色彩对比鲜明，犹如一幅未完成的画卷，人人都能读懂。大家都知道距离画完还剩多少。

当代护林员说的话不能被收录到语录汇编中去。太具体。太小。什么样的山上有什么样的树容易被虫子吃掉。哪一条沟里的水充足就可以补种了。每天晚上都要巡逻山林防止偷砍盗伐。记录写在巡护日志上，用的是圆珠笔，有时候会沾到一些泥土。每年年底进行检查之后就会被归档起来，并没有人去摘抄或者引用这些内容。但是这些都是在运行中的植树节。并不是在三月十二日这一天。另外还有剩下的三百六十四天，甚至是三百六十五天，闰年的那一天。

荀子说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类推而至于积善成德。没有直接提到种树的事情。但是逻辑链条是一样的。由量变到质变、由一棵到一片、由一年到十年。荀子是北方人，属于赵国。对于树木的感情恐怕比不上南方文人的深厚。但是他抓住了一件事情——积累。种树急不得。杨树很快。十年左右可以砍伐。松树比较慢。二十年到三十几年开始种植。楠木更慢一些，一代人种，下一代人收。甚至下下代。累积本身就是对急躁的一种反拨。对于即时满足的反对、对于政绩周期的反对。

梭罗这句话后面的部分。以免临死的时候才明白自己根本就没有活着的意义。这句话一般会省去。太重了。不契合植树节轻松愉悦的主题。种树活动大部分时间都是快乐的。春天阳光明媚、大地松软，同事们谈笑风生，孩子们奔跑嬉戏，一切都很美好。植树节就是要这样的快乐氛围。要把沉重的生态账本变成一次郊游式的体验。体验过后呢？之后要看树木是否存活。如果存活的话就继续愉快地生活下去。如果不存活的话就明年再来补种。

数字是不断变化的。去年全国完成造林面积为五亿七千多万亩。去年是六百一十万。数字会有变化，和降雨有关、和苗木供应有关、和各地财政状况有关、与名人名言无关。没有一个人因为背熟了梁启超所说的八个字而多活了一棵树。也没有人因为不了解荀子所说的“积土成山”的道理而少浇了一桶水。话语飘浮于上层，犹如云朵一般；而实际的劳动则扎入到下层之中，如同树根一样。中间有一整棵树的身体。树干负责传输。把从空中降落下来的雨水送到树根处。把从土壤中吸取来的营养输送到叶子上。

语录摘抄的事情。其实就是在对话语进行筛选、保留。筛选的标准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改变，在二十多年前流行的一句话。今天的说法可能会显得比较口号化。今天的句子比较朴素。二十年之后可能会被重新解读。梁启超曾经说过：“将来种树今天过生日。”回到原文语境中来就是谈论教育的问题了。谈到人才培育的问题时，和生态保护之间隔着一层距离。但是这并不妨碍人们以后可以借用它。借用之后再借用，意思就渐渐固定下来了。而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流动的状态。种树的人并不在意这些话出自哪里。只关注天气预报，比如明天有雨吗？后天会降多少度的温呢？霜冻线会不会往南移动呢？

真正使森林覆盖率提高的是没有被说出来的事实。三北防护林工程一、二、三、四、五期。就是退耕还林补贴打入农户银行卡里的那一部分钱。是指用卫星遥感来监视火点，并且提供实时的图片信息。是护林员穿坏的一双解放鞋。育苗基地大棚里的恒温恒湿仪表盘。把话记录下来、总结出来、传播出去，但是不能代替它们。话术就是一种说完之后就挂在嘴边上的树牌。风吹来的时候就会摇晃，下雨了之后字迹就会模糊不清。树木不会去理会上面写着什么品牌。往深处扎根，向上生长。

三月份的十二号也快要到了。横幅又会重新挂上，铁锹也会再被领出来。名人的名言会被重新打印到宣传单上。梁启超、孙中山、鲁迅、荀子、梭罗、梁希等人的名字都很短，容易记忆，并且押韵或者不押韵，在现场的时候需要用到这些内容，需要有人来读出来，然后让大家去听，还可以让别人把照片拍下来，等到事情结束后再把铁锹收起来，把横幅卷起来，把树留在坑里。它们也开始了自己独特的沉默生长。有没有语录它们都会很长。长出来就计算为当年造林面积。没有长大就列入了补植计划。数据是冰冷的，而语言则是温暖的，二者可以同时存在而不矛盾。

关于植树节语录的一篇记述到此为止。再写几句就会上升到感想的程度了。感慨不属此体裁，此体裁只须排列。把句子排开来，把事实摊开来。就像把树苗按照株行距摆放在苗床里一样。间距不变、深浅不变、覆土厚度不变、浇透定根水后就离开了，任由树木自行生长。使话语自行传播或者被人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