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爸那台老式收音机搁在书架第三层。红灯牌。木壳子左上角磕掉一块漆，露出里头压合板的碎末。每天傍晚六点四十五，准时拧开，调频旋钮转到某个固定位置时会发出轻微的咔嗒声。不是听新闻。是等天气预报之后那段三分钟的地方戏选段。有时候是评弹，有时候是越剧，偶尔蹦出一折梆子。他坐那把藤椅里，藤条断了两根，屁股陷下去一块，闭着眼，右手食指在扶手上敲板眼。敲错了也不管。

文艺爸爸的最爱根本不是某种具体物件，是他给自己划出来的一块时间飞地。那三分钟里头，厨房高压锅呲气的声音他听不见，我作业本上红叉他看不见，单位里人事调动的破事也想不起来。三分钟一过，睁眼，关收音机，起身去盛饭。动作利索得像切菜。

他抽屉里还有一堆磁带。太平洋影音公司出的那种，封皮都磨白了。朱晓琳的《妈妈的吻》，张行的《一条路》，苏小明的《军港之夜》。磁带盒裂了用透明胶粘着。录音机是熊猫牌双卡，左边卡座早坏了，右边播放键按下去有时弹不起来，得拿火柴棍塞住。周末下午他偶尔翻出一盘，塞进去，火柴棍楔好，躺沙发上听。听到《乡恋》那句“你的身影，你的歌声”，他跟着哼，哼到一半停住，去阳台收衣服了。回来磁带走到头，咔哒跳起，他也没再翻面。

他年轻时在县文工团拉过二胡。后来文工团解散，分到厂里搞宣传。二胡挂在储藏室墙上，蛇皮受潮鼓了个包，弓毛断了三分之一。过年大扫除我拿鸡毛掸子扫灰，他说别动那个。语气跟平时说“吃饭了”一样平。不动就不动。那二胡挂到现在，鼓包越来越大，像只眼睛。

有回我翻出他一本手抄谱。不是印刷品。硬皮笔记本，蓝黑钢笔抄的，工尺谱，旁边用铅笔标简谱。字极小，极齐整。《二泉映月》《听松》《良宵》都有。中间夹了张烟盒纸，背面画了段旋律，改了三四遍，涂成墨疙瘩。我问他这什么曲子。他说忘了。烟盒纸是大前门，他早戒了。

他那些爱好没一样能换钱。厂里评职称要交论文，他熬夜写，写完蹲阳台抽两根烟。收音机那天坏了，没戏听，他修到半夜。拆开后盖，电烙铁点松香，焊一个脱焊的电容。修好装回去，多出颗螺丝钉。机壳盖不严，拿橡皮筋勒着。照样听。

他书架上有本《唐诗三百首》，竖排繁体，喻守真注。封底定价一块两毛五。书页发黄发脆，翻重了掉渣。他看的时候食指沾口水，捻开下一页。我嫌脏。他不理。有回翻到《琵琶行》，念出声：“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我正背英语单词，听到“嘈嘈切切”四个字，耳朵竖了一下。念完他合上书，起身去厨房换煤球。炉子灭了，重新生火，报纸引火熏得满屋烟。

所谓文艺爸爸的最爱，拆开了看就是一堆既不能当饭吃又舍不得扔的破烂。收音机。磁带。二胡。手抄谱。旧书。没一样值钱。每样都沾着樟脑丸味和灰。他从来不说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不说。就是放着。用的时候拿出来，用完搁回去。跟菜刀砧板一样自然。

他同事老周来家喝酒。看见那堆磁带，说老张你还留着这玩意儿。他说嗯。老周说现在都听CD了。他说嗯。开了瓶洋河大曲，就花生米，两人聊厂里锅炉改造的事。磁带的事再没提。

后来我上大学，放假回家。他房间里那台收音机没了。问哪去了。说坏了，扔了。藤椅还在，断藤条的地方塞了团旧毛巾。晚上七点，他坐沙发上刷手机，看短视频。外放声音很大，全是些“三分钟学会二胡入门”之类的东西。看两秒划走，再看两秒再划走。没一个看完。

他那本手抄谱还在书架最里层。我抽出来翻。烟盒纸还在，墨疙瘩还是墨疙瘩。后面多了几页，圆珠笔写的，不是谱子。是电话号码。王大头。李师傅。配电室。一笔一划，字还是极小极齐整。

上个月他忽然打电话来。问我还记不记得小时候那台红灯牌收音机。我说记得，怎么了。他说在旧货市场看见一台一模一样的，木壳子，旋钮那种，要价三百。我说买了？他说没。又说家里没地方放。又说其实那个台的戏早不播了。又说算了。

电话挂了。我看了眼通话时长，一分四十七秒。他那台收音机每天的三分钟，攒三十年，拢共不到两万分钟。两万分钟什么概念。他年轻时拉二胡，练一首《二泉映月》至少两百遍。一遍七分钟。一辈子。有些东西就这么算没了。

文艺爸爸的最爱到最后是一件没法子继承的东西。不是实物继承不了——收音机磁带二胡旧书，真要搬能搬一车。是那个打开收音机的动作，那个火柴棍塞卡座的动作，那个食指敲板眼的动作，那个念“嘈嘈切切”时喉结滚一下的动作。这些东西钉在他骨头上。换个人，学不像。学不像就没意义。

他书架第三层现在空着。原来放收音机的地方积了一圈灰印子。藤椅还在。断藤条的地方毛巾滑下去，露出黑洞。他没再找东西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