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原名郭开贞。四川乐山人。生于一八九二年，逝于一九七八年。活了八十六岁。这个人的名字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版图上，占的位置绕不开。

“沫若”二字取自他家乡的两条河，沫水与若水。本名郭开贞反而少人提。他自己后来也基本不用。这事挺有意思。一个文人给自己取的笔名，比爹妈给的名字传得更远。他出身地主家庭，家境不错，从小读私塾，背四书五经。底子打得厚。后来上新式学堂，再后来去日本留学。九州帝国大学，学医。跟鲁迅差不多一个路子，学医出身，最后全转了行。鲁迅去了东京弘文学院，郭沫若去了九州。两人都放弃了听诊器和手术刀，拿起了笔。

在日本那几年。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二三年。他大量接触外国文学。惠特曼、歌德、雪莱、泰戈尔。这些人的东西他读得滚瓜烂熟。受惠特曼影响最大。《草叶集》那种自由奔放的调子，直接催生了《女神》。《女神》一九二一年出版，中国新诗史上第一本真正站住脚的个人诗集。里头的《凤凰涅槃》《天狗》《炉中煤》，现在看依然有冲击力。那种气魄，那种狂飙突进式的呼喊，后来几代诗人很难复制。不是技巧问题。是时代气氛变了。他赶上了一个旧秩序崩解、新东西还在摸索的当口。满身力气没处使，全灌进诗句里。

回国之后。一九二三年。创造社那摊子事。郁达夫、成仿吾、田汉，几个人凑一块儿办刊物。《创造周报》《创造季刊》。跟文学研究会的沈雁冰、郑振铎他们打笔仗。所谓“为人生”和“为艺术”之争。现在回头瞅，两边其实没根本矛盾。都是想给新文学找条出路。手段不同。脾气都不小。郭沫若那时候年轻，火力壮，文章写得咄咄逼人。骂过胡适，怼过鲁迅。鲁迅在文章里管他叫“才子加流氓”。这话刻薄，但抓到了点子上。郭沫若的才气，确实带点不管不顾的匪气。

北伐。一九二六年。他投笔从戎，去广州，进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中将军衔。写过一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公开跟老蒋决裂。随后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失败，流亡日本。一去又是十年。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七年。这十年他干的事，很多人不了解。在日本期间，他转向中国古代史和甲骨文、金文研究。写出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这几本书，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大框架搭了起来。甲骨文研究，他、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合称“甲骨四堂”。一个写新诗的，跑去考释几千年前的龟甲兽骨。跨度大得离谱。他硬是啃下来了。流亡日子不好过。日本警察监视他。他每天伏案工作十几个钟头。拓片、摹本、字典、放大镜。一个字一个字抠。那股狠劲，跟他写《天狗》时一个样。

抗战爆发。一九三七年。他别妇抛雏，秘密回国。从神户上船，一路躲开日本宪兵的盘查。到上海，立即投入救亡工作。办《救亡日报》。写大量鼓动抗战的文章和剧本。《屈原》《虎符》《棠棣之花》《南冠草》。历史剧成了他武器。借古人的嘴，说当下的事。重庆时期，他在国统区，跟周恩来他们配合密切。天官府四号那栋小楼，成了文化人聚会的据点。他写《甲申三百年祭》，毛泽东很重视，印成整风文件让大家学习。

建国后。他的头衔越来越长。政务院副总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联主席。还有一堆名誉职务。社会活动占去他绝大部分时间。诗集也出，《新华颂》《百花齐放》。艺术水准，实事求是讲，跟《女神》没法比。他自己未必不清楚。晚年处境微妙。一九七六年之前那十年，他讲过一些话，写过一些表态文章。有人拿这个骂他没骨气。有人觉得他不得已。他儿子郭世英的事，对他打击极大。这个坎他没能迈过去。

学术成就上。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山人物之一。他提出的“西周奴隶社会说”，影响了几代人的历史认知。甲骨文、金文考释，至今还是研究者的必读文献。文学创作上，《女神》的历史地位稳固。历史剧创作，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模式。翻译方面，《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战争与和平》，都是他的译笔。一个人干了别人好几辈子的事。哪一项拿出来，都够评教授。

二十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同时在创作、研究、社会活动三条线上都做到顶尖的，数不出几个。鲁迅在创作和研究上厉害，社会活动参与有限。胡适在研究和思想传播上突出，创作一般。陈寅恪、钱钟书，学问精深，但跟现实政治刻意保持距离。郭沫若是个异数。他扎进去，搅动漩涡，浑身湿透爬上岸，喘口气接着再跳下去。这种折腾劲儿，跟他早年《天狗》里写的完全一致：“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一辈子都在吞东西。消化得了的，消化不了的，全吞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