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公的属相归属,在民间始终有不同的说法,最常见的是虎,另外一种说法是龙,还有部分非常少的人提到马,这些都是不是无缘无故的说法,要想弄清楚这根线头,要回到包拯本人的历史记载与民间传说这两条道路上来观察。

包拯出生于宋真宗咸平二年(阳历999年),按照干支纪年法来计算的话,这一年就是己亥年(猪年))。这是最为直接且无可争议的书面证据与史料中并没有包拯改过生辰的相关记载,在宋朝官员的履历档案上对于出生年月登记得很严谨,而且关联荫补、致仕等实际的利益,所以伪造的空间很小。《宋史·包拯传》虽然没有明确写出生肖,但是生卒年份很清楚,倒推出就是。

问题在于民间记忆被改造了之后,人们不会去背年表,而是通过口耳相传的故事来认识一个人物的形象是否符合他的精神气质。比如包拯的脸是黑色的,他有月牙形的眼睛与铁相同的面孔,可以断定阴阳两界的事件,还会打掉别人的龙袍,而且斩杀自己的侄子。这套符号叠加在共同所指的动物图腾绝对不是家畜性质的猪、猪在农耕社会中的标记体系中属于静态与被动的状态,在家畜形象上需要的是威猛、震慑、主动出击的兽类。虎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替代品。

虎在中国通俗文化中具有辟邪的功能,在衙门里悬挂着虎头牌,在中堂上挂着下山虎,在刑具上雕刻着虎纹、包拯审理案件时能够震慑鬼怪,日间断阳夜间断阴的说法之中,他所拥有的官威被夸大到了超自然的程度。老百姓希望有一个兽中的王者来为清官站台、龙袍是皇室专用,龙形不能给臣子、虎就成了民间对于“人臣之极”这一动物投射。这个转换大约是在元杂剧兴起的时候完成的,在元代人的《包公戏》中就出现了。唱词中出现了“虎威”、“虎头铡”的字样,在潜意识里已经开始了对生肖进行偷换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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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种说法更为近现代,而且出自于《三侠五义》等小说中对于包拯来历的演绎性描述,即认为包拯乃文曲星下凡而来,或者说是魁星转世,在此之前魁星形象为鬼面踢斗,但是它与龙纹共同出现的情况并不多见。舞台上穿着包公蟒袍的人,民间把五爪龙纹误解为属龙的证据,其实宋朝官员蟒服的规定与生肖没有联系 ,龙是权力的标记,并非生日的标志,这种混淆属于视觉文化的覆盖了现实的记忆的一个典型例子。

有关马的说法流传得最少,原因也是最偶然的,在部分地方的县志中记载了包公年轻的时候骑马的故事,后来被人附会成了“属马的人才能学会骑马”的说法,这是倒果为因的乡野联想,并不需要进行讨论。

用严谨考证的方法来衡量的话,包拯出生在如阴历九十九年的巳亥猪年,生肖为猪,这是史书上唯一的明确说法,民间流传的虎或者龙的说法其实是文化的再创造。老百姓不愿意让属猪的包公来担任角色,因为猪不能够承担起人们给包公所赋予的各种戏剧任务与文化传播的任务。所以压倒了历史现实逻辑的是错位自身比生肖答案更有趣。

回过头来分解一下这个传播的过程,第一阶段就是史实提供了猪作为基础的现实。第二阶段是由于民间叙事的原因而加入了老虎作为替代品。第三阶段则是通过戏剧服装与神话叙事产生出龙的各种变体。这三个步骤之间的跨度有几百年之久。从宋代始终到清朝,在各种舆论场上与文人的笔记中偶尔会有人提到包公的真实生肖,例如清代初期的王士禛在他的《池北偶谈》》一书中就曾有一笔带过的质疑,但是这样的声音太过渺小,无法抵挡评书艺人口中的铿锵有力。

包公的生肖,在当今被重新发掘出来进行讨论,这背后是对历史人物去神化的一种公众兴趣在上升,人们想认识那个真实存在的包拯是什么样的人,属于什么吃什么怕什么这样的心理促使人们对己亥猪进行回归、真实的包拯属猪,传说中的包公属虎,舞台上的包青天属龙,三种说法共存于同一个文化空间中,并不存在哪一个是对的或者错的。但是层次不相同。

从生肖民俗学的角度来看一层、猪在宋朝并非完全没有正面的作用、猪是水生动物,以财富为主,在宋朝笔记中也有有关官员说自己属于猪而得到益处的记载、包拯一生清贫,并没有因为属猪而聚集财富其实这是种讽刺性的对应关系,他所表现出来的廉洁与百姓们传说中的“舍猪取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人们似乎也在不知不觉中认为清官不应当与财富联系在共同,清廉应当配得上威猛的形象,并不能配得上富态的样子。

包公是指什么

民间历书中还有另外一种玩法,有人按照包公卒年的顺序来倒推,嘉祐七年就是1062年,壬寅年、壬寅是虎年、包公去世在虎年,传说的创作者就会张冠李戴。把卒年的生肖当作生年生肖来传承,这也是一个技术性的解释吧,毕竟普通人的记忆中,记卒年的要比记生年的容易得多,在举行悼念活动的时候也都都是在忌日。

这些线索都指向一个现实:包公的生肖,在文化的层次上已经被分裂成了多种版本,而正史所记载的唯一的版本就是己亥猪、画本是怎么画的,档案比戏文要硬部分。

回到提问自身的问题上来说,问包公是什么生肖,答案要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史学的答案:属猪。第二部分是民俗学的答案:老百姓认为他是属虎的。至于属龙,则是后来出现的视觉附会。这三个答案,在不同的场合下有不同的作用,而且可以用来写作论文中的“猪”,讲故事时可以用上“虎”,看年画的时候可以说出“龙”,各自发挥自己的作用。

假如再继续问下去的话,那么为什么在民间传说中,猪比老虎还要差呢?并非因为猪自身的问题,而是由于包公所承担的任务与职责,即司法惩恶,并非劝农课桑、猪的形象不能够担当起威慑叙事的任务,民间的记忆就像一个筛子相同,筛选出不符合的部分,留下并创造符合的部分。生肖只是部分在筛子里面的东西中的一员,其他的比如皮肤颜色、长相、家庭关系等等也都经过了类似的选择与塑造过程。

包拯长相,在正史中没有一点记载,只有黑色的脸庞与弯月似的眉毛,这些都是戏剧脸谱所创造出来的形象。而生肖在领域 则是相同的,都是属猪。这是正史中默无一言地讲述着的现实,而属虎则是民间喧嚣之中所创造出的一种想象中的形象。沉默的是沉默,喧嚣的是喧嚣,区分出两条河流的河床之后,就不会把它们弄混了。

这件事的结果其实很简单,包拯,阳历999年出生,在己亥年,生肖猪、剩下的有关属虎与属龙的说法就当做文化的衍生品来对待了、衍生品自有衍生品的价值,但是底账还是底账,在查底账的时候,就只能认干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