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旭这个名字在启示录文本的流传史上处于一个相当特殊的位置、说他特殊，不是因为这个人写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主旨，而是有关他到底是谁、他干了什么、以及那本挂在他名下的东西到底怎么来的，这些事件搅在共同，像一团拧紧的麻绳、要拆开这团麻绳，得先把他这个人的轮廓从层层叠叠的传闻与记录里扒出来。

陈旭活跃的时间段大致锁定在二十世纪中叶前后、他的公开身份不是神职人员，也不是学院派的宗教学者、能找到的碎片记录显示，他早年受过必须程度的旧式教育，毛笔字有底子，能读竖排线装书、后来干过账房、文书一类的活儿、这种背景的人，在那个时候并不少见、少见的是他后半截做的事。

他留下的那本被私下称作“陈版启示录”的手抄本，原件是写在一种泛黄的毛边纸上的，线装，蝇头小楷，工整得不像话、这东西不是直接从哪本现成的《圣经》里抄下来的、拿过来与通行的与合本《启示录》一对，马上就能发现不对路、与合本是白话文运动那阵子的产物，句子短，用词偏白、陈旭的本子不是，半文半白，有些段落甚至全是四六骈文的架子、这不是翻译，这是改写，或者说，是用他自己的那套语言系统把《启示录》整个重说了一遍。

市面上有关这本手抄本的来历，说法有好几种、比较靠得住的一种是，这东西最早出现在华北某个县城的旧书摊上、时间大概是五十年代初、摊主不认字，只觉得这手抄本做得精细，要价不低、买走的人是个教过私塾的老先生、老先生拿回家细看，看出门道来了、里头不光有经文，经文底下还有密密麻麻的批注、批注的字更小，得用放大镜瞅、批注的主旨不是什么神学阐释，批注全是干支纪年与天干地支推演，夹杂着众多对当时世局的白描式预言、比方说，某年某月“东方有巨人起，铁鸟蔽日”，某年某月“江河易色，市井无钱可用”、这些话写在几十年前，后头的事件有些还真就对上了号。

这下麻烦就来了、手抄本开始在小圈子里偷偷传、传抄的过程里，主旨开始走样、有的人文化水平不够，抄错了字、有的人觉得原文还不够带劲，自己往里头添油加醋、传到后来，所谓的“陈旭启示录”已经分化出好几个版本、有的版本重视天象异变，有的版本侧重人间祸福、追根溯源，都指向那个写毛边纸手抄本的陈旭、可陈旭本人这时候在哪呢？没人知道。

他这个人就像水蒸气相同，在留下这么个炸了锅的东西以后，彻底没了踪影、查户口档案，叫陈旭的能拉出好几页纸、一个一个筛过去，岁数、籍贯、履历，没有一个能严丝合缝对上号、这就引出另外一种推测、陈旭可能不是真名、那个年代，写这种东西，用本名是给自己找不自在、他或许姓陈，名字里的“旭”字，九成是个化名，取“旭日东升”里头藏着的那个意思、一个躲在暗处的人，给未来的日子画了一幅谁也看不真切的图。

手抄本的物理特征也被翻来覆去研究过、纸张的纤维成分、墨汁的渗透程度、装订用的棉线粗细，都有人拿着放大镜看过、结论指向四十年代后期的手工造纸、墨是松烟墨，磨得不匀，笔画里有细微的颗粒感、这些技术细节只能说明东西是老的，不是近几十年的仿品、但说明不了陈旭是谁。

有关他的动机，猜测始终没停过、他没有拿着这东西去传教，没有拉帮结派，也没有公开叫卖、他就是闷头写，写完了，东西流出去，人没了、这不像是有组织的行动、更像是一个读了不少书、心里压着事、又找不到出口的旧文人，把自己关在屋里，用经文当画布，拿毛笔当刻刀，一点一点刻出他心里头那幅末日与新生的图景、他的批注里反复出现一个词，不是“审判”，也不是“救赎”，而是“更始”、旧的不碎，新的不来、他不说怎么碎，只说碎了以后什么样、这种写法，把所有解释权都丢给了看的人、看的人什么心境，就读出什么滋味。

后来手抄本的流传路径被人捋过一遍、从华北县城到津门，从津门进京，在京城的旧书圈里待过一阵子，赶上破四旧那几年，被藏进夹壁墙里躲过一劫、八十年代又冒出来，被人复印了若干份、复印件比原件传得还邪乎，字迹模糊的地方，有人用圆珠笔重新描过、描的人不必须认得繁体字，有些笔画描错了，意思全拧、比方说“干戈”描成了“干弋”，“彗星”描成了“慧星”、这些错字又成了新的解读入口、有人拿着描错的复印件，硬说“干弋”是古兵器的一种，寓意更深、陈旭要是泉下有知，大概只能苦笑。

现在能找到的有关陈旭这个人最扎实的材料，也就是那几页毛边纸了、纸上的字就是他的全息投影、笔锋转折处，能看到他手腕的力度、墨色浓淡间，能猜出他添墨的节奏、有些页面边缘有指甲掐过的印子，可能是翻页时留下的、这些痕迹比任何传记文字都实在、他不用告诉别人自己是谁、他把要说的话，用最笨最费工的办法，一笔一划砌进了那堆泛黄的纸里、纸在，话就在、至于纸外面站着的那个人叫什么、住哪儿、吃哪口井水，反倒成了最不要紧的枝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