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乐山沙湾区的一八九二年十一月十六日，一个男孩降生在郭姓的地主家里。父亲郭朝沛做一些贩酒、贩烟的小生意，母亲杜遨贞会认几个字，并且能够阅读弹词。家里给他的名字是郭开贞、号尚武。沫是后来我自己给自己起的名字，出自于故乡的沫水和若水。

1914年去日本留学，学的是医学而不是文学。在九州帝国大学解剖尸体的时候，耳朵听力已经很差了。学医已经变成了很危险的事情了，听诊器不能用了，临床诊断也做不出来了。转而去从事文学翻译的工作。翻译歌德、惠特曼、泰戈尔的作品。1919年写了《凤凰涅槃》，1921年出了诗集《女神》。自由体新诗的形式也被他推向了很高的位置。和郁达夫、成仿吾等人在上海市泰东图书局附近成立了创造社。不同于文学研究会所走的道路，“为人生”为主旨，而他们的口号则是“为艺术而艺术”。

一九二六年南下广州担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同年穿上了军装参加了北伐战争，并且担任了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的工作。军衔是中将。南昌起义的时候，别人已经在九江了，他就连夜赶到那里去。起义失败之后从香港转到上海，然后又逃到了日本。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四日在神户港登陆。警视厅的人早就注意到了他。市川市须和田町那间用木头建造的房子里住了十年。宪兵经常上门拜访，周围的邻居也都在议论纷纷。在这样的环境下，他把自己关进了书房，并开始了对古代文字的研究。

甲骨文和金文这两块硬骨头，在他的努力下已经取得了成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等等一部接一部地向外推出去。罗振玉、王国维的释字法他都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观点他也用了。对于商周社会性质的争论中，他就是第一个提出观点的人。东京帝国大学的一些教授也开始对日本进行重新评价了。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之后，他就把在日本的妻子儿女抛弃了，在神户化妆之后登上船只秘密地回到了祖国。临走的时候还写了一首七律：“又要投笔请缨的时候了。”

抗战时期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授予中将军衔，分管文化宣传工作。三个大厅里聚集了很多左翼的文化人，演剧队、宣传队被派到前线和后方。同时创作历史题材的作品，《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等轮流上演。用古人的口吻来说今天的事情。一九四四年写了《甲申三百年祭》这篇文章，并且把这篇文章当作整风文件在延安进行传播。

1949年以后担任政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位置很高，但是创作并没有停止。一九五九年写了《蔡文姬》，一九六〇年又写了《武则天》。为曹操翻案、为武则天翻案。对于这件事的历史评价，他是有自己想法的。《李白和杜甫》于一九七一年出版，扬李抑杜的基调招致了广泛的批评。考古发掘由他亲自过问，满城汉墓中的金缕玉衣、马王堆汉墓里的帛书等都得到了他的指示。

1978年6月12日在京逝世，享年八十六岁。遗嘱把骨灰撒到了大寨虎头山上的一片梯田上。一个写《女神》的人，在最后还是选择了留在黄土高坡上。

在学术方面，他留下的一些东西，古文字的研究建立起了断代的标准，殷商史的研究开拓出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翻译的作品包括歌德的《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草叶集》节译等。在文学创作方面，新诗开创了一代风范，历史剧另起炉灶。书法成为独立的一家，在故宫博物院题匾也是他的作品。

争议伴随着他的整个一生。一九二八年流亡之前所作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态度十分明确。回国后参加抗日战争，在和第三厅右翼文人的矛盾中一直存在。建国以后历次运动中的检查、做的检讨，在档案馆里都有相应的文件记录。从学术的角度来看，有人认为他是穿凿附会、另辟蹊径；也有人认为他是脑洞大开、别出心裁。在《李白和杜甫》中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分析唐朝的诗人，很多人都不会认可这种说法。

他为年轻的陈明远所撰写的对联是这样的：大海浩瀚，接纳一切河流，不愧于万世之智者。高山峻岭、挺拔千尺，可以称得上一代宗师了。落款为“沫若”。此人生前换过很多种身份：诗人、小说家、剧作家、翻译家、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社会活动家、政治人物。任何一个标签都可以贴上去，但是任何一个标签又都不是完全正确的。

现在再看他的全集，文学编共20册，历史编有8册，考古编则有10册。翻译作品另计。在四川省乐山市沙湾区郭沫若故居门前，悬挂着一块牌子上书“郭沫若旧居”。院里有一棵银杏树，据说那是他在年轻的时候种下的。